揭秘：工厂女员工入党过程中的身份暴露悲剧

1958年一工厂女员工申请入党，不料暴露身份，被抓后枪毙

在济南某机械厂的医务室里，有一位医术高超的女医生。她对待病人认真负责，从不马虎，每每都能对症下药。在工人们眼中，她不仅医术精湛，还热心助人，时常加班为工人看病。甚至有几次，她自掏腰包为困难的工友买药。渐渐地，她在厂里有了很高的威望。

1958年初，这位女医生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她在申请书中写道：＂我要永远跟着党走，为人民服务。＂厂党委对她的表现很满意，决定发展她入党。可就在材料即将上报的前夕，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打破了平静。

一天，几名便衣警察突然出现在医务室，将这位女医生带走。厂里人议论纷纷：这位平日里和蔼可亲的医生，到底有什么秘密？她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为什么突然被捕？

一、国民党特务的潜伏之路

1949年4月，上海局势日益紧张。国民党保密局上海站内，一批特务正在紧锣密鼓地接受最后培训。他们中有一位年轻女子，名叫劳有花，是保密局精心挑选的＂尖子生＂。

劳有花出身于浙江一个医生世家，1947年考入上海医学院。因其家庭背景清白，又有医学专业知识，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相中。经过秘密考察后，劳有花被吸收进入保密局特训班。

特训班设在上海市郊一处偏僻的庄园内。这里白天看似平静，入夜后却灯火通明。劳有花和其他学员在这里接受了为期一年的特务训练，内容包括密码通讯、情报传递、反跟踪等特工技能。她的表现格外出众，尤其在化装术和社交技巧方面，常常获得教官表扬。

1949年3月，随着解放军逼近上海，保密局加快了潜伏特务的布局。劳有花接到任务：以医生身份潜入华北地区，建立情报网络。为确保身份不被识破，特务机关为她精心打造了一套完整的假身份：出身贫农，1945年考入北平医学院，1948年毕业后在天津一家医院工作。

上海解放前夕，劳有花携带特制的微型收发报机，乔装成难民，搭乘最后一班北上的火车离开上海。她先是在天津停留数月，按计划在当地医院短暂工作，为假身份增添真实性。

1950年春，她辗转来到济南。凭借精湛的医术和精心设计的背景，顺利进入济南机械厂医务室工作。她谨慎行事，白天认真工作，深夜则在指定时间收发电报，向台湾传递济南地区的军事、工业情报。

为了打消同事疑虑，劳有花刻意保持低调。她住在医务室后的单间，极少参加社交活动。但对待病人却格外热心，常常主动加班，甚至自费为困难职工买药。这种表现，让她在工人中树立了良好形象。

然而，她始终不曾⁡放松警惕。每次收发电报前，都要仔细观察周围情况，确认安全后才敢行动。她将电台零件分散藏在医疗器械中，收发报机则藏在一个特制的医药箱夹层里。这些看似完美的伪装，却在她递交入党申请书后，逐渐露出破绽。

二、伪装与生存⁠

劳有花进入济南机械厂后，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医生资质证明。她手中的北平医学院毕业证是保密局伪造的，必须尽快将其转换为正式文书。1950年3月，她以原始档案在战乱中遗失为由，向济南市卫生局申请补办行医资格证。

为确保万无一失，劳有花事先在天津时就物色了两名＂证人＂。这两人是保密局安排的特务同伙，分别扮演她在北平医学院的同学和天津医院的前同事。他们向卫生局出具书面证明，佐证劳有花的学历和工作经历。经过两个月的调查核实，卫生局最终为她补发了行医资格证。

在医务室工作中，劳有花展现出过人的医术。她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这源于她在上海时接受的正统医学训练。特别是在处理工伤事故方面，她多次成功救治受伤工人，在厂里逐渐有了＂女华佗＂的美誉。

为了站稳脚跟，劳有花刻意经营自己的社会形象。她主动申请值夜班，帮助急症病人；对困难职工减免医药费；甚至把自己的单人宿舍让给怀孕的女工休息。这些举动让工人们对她心生好感，也为她赢得了领导的信任。

1953年春节前夕，机械厂发生一起车间事故，三名工人被铁水烫伤。劳有花连续工作36个小时，采用特殊的中药外敷方法，成功挽救了工人的双手。这次医治轰动全厂，她的事迹还被登上了《济南日报》。

然而，这份荣誉背后却暗藏危机。媒体报道引起了其他医生的关注，有人对她使用的独特中药配方产生兴趣。为避免引起怀疑，劳有花谎称这是家传秘方，并故意在处方中加入一些普通药材，掩盖其真实的医学背景。

1955年，机械厂医务室升级为职工医院。劳有花被提升为外科主任，这个职位让她能够接触到更多的厂内信息。她将医院办公室改在靠近传达室的位置，方便观察厂内人员往来，并在值班表上做手脚，确保每周都有几个深夜时段独自值班。

表面上，劳有花是一位专注工作的女医生。她很少参加厂里的文娱活动，也婉拒了几次相亲。她将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医疗工作中，这种专注被同事们解读为职业精神，实则是为了避免过多社交带来的风险。

到1957年底，劳有花在机械厂已工作了七年多。她在职工中建立起良好口碑，与厂领导的关系也日渐密切。正是这种种表现，让厂党委认为她是一个可以发展的对象。当劳有花提出入党申请时，没有人会想到，这竟成了她暴露身份的导火线。

三、秘密联络网的运作

劳有花在济南的情报活动，是台湾特务机关在山东布局的一个重要环节。每个月的1日、11日、21日凌晨两点，她都会准时打开藏在医药箱夹层里的微型电台，与台湾方面进行联络。这个电台是特制的，只有火柴盒大小，发报范围却能达到1000公里以上。

为确保通讯安全，她采用了独特的密码系统。这套密码表以医学术语为掩护，将军事情报伪装成病例报告。比如＂肺结核＂代表军工厂，＂贫血＂代表兵力调动，＂肝炎＂则暗指军备物资。每次发报，她都会调换密码对应关系，让截获者难以破译。

在济南，劳有花并非孤军作战。她与其他四名特务组成了一个秘密小组，分别潜伏在火车站、邮局、电力局和军工厂。这些人平时互不联络，只在紧急情况下才会启动接头程序。他们⁨采用＂梅花联络法＂，即一个特务只知道与自己相邻的两个同伙，形成封闭式联络圈。

情报的收集经过严密分工。劳有花利用医务室主任的身份，通过接诊病人收集厂内信息。每当有外地专家来厂指导或军方人员到访，她都会详细记录相关细节。其他成员则负责搜集各自领域的情报，通过特殊方式传递给她统一汇总。

传递情报的方式极其隐蔽。他们不约定固定地点见面，而是采用＂流动药箱＂方式。劳有花每周都会到各个单位义诊，看似是正常的医疗服务，实则是接收情报᠎的掩护。情报被藏在药品包装内，经过她的手转交给台湾方面。

1956年夏天，济南军区进行了一次重要调防。劳有花通过治疗一名转业军人的机会，获知了部分部队调动信息。她立即启动应急联络机制，联系潜伏在火车站的同伙核实情况。经过三天跟踪观察，他们掌握了部队番号、人数和方向等重要信息。

为防止被监控，组织成员间的接头必须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他们装扮成普通市民，在街头巷尾假装偶遇。接头暗号也十分巧妙，比如询问＂有没有治咳嗽的药＂就表示有紧急情报，＂感冒药缺货＂则意味着行动取消。

1957年底，形势开始发生微妙变化。随着全国展开肃反运动，济南市公安机关加强了社会治安管理。劳有花的小组不得不减少活动频率，将每月三次的联络改为两次。他们还更换了多个联络据点，将情报交接地点从室内转移到人流密集的菜市场、公园等公共场所。

就在这种日益紧张的气氛中，劳有花却收到台湾方面的新指示：通过入党打入组织内部。这个看似大胆的行动，实则是一着险棋。上级认为，一旦她成功入党，不仅能获得更多核心信息，还能打消组织对她的疑虑。然而，正是这个决定，最终导致了整个特务网络的覆灭。

四、身份败露与围捕过程

1958年2月15日，济南市公安局收到一封来自上海的密报。信中提到，有一名曾在上海医学院就读的女学生，可能是国民党特务。这位女学生的部分特征与劳有花极为相似。公安部门立即展开秘密调查。

调查人员首先查证了劳有花声称的北平医学院背景。通过与北京方面核实，发现1945年到1948年的入学记录中，根本没有劳有花这个人。他们又联系天津方面，证实劳有花在当地医院的工作履历也是伪造的。

为了不打草惊蛇，公安机关开展了长达一个月的秘密侦查。他们在医务室周围安排了便衣警察，记录劳有花的一举一动。通过技术手段，发现医务室区域每隔十天左右都会出现可疑的无线电信号。这些信号经过分析，确认是与台湾方面的通讯。

3月20日⁧深夜，一名便衣警察注意到劳有花的房间在深夜仍然亮着微弱的灯光。透过窗缝，警察发现她正在操作一台小型收发报机。这一发现立即通报指挥部，成为最终收网的关键证据。

公安部门随即对劳有花的社会关系进行摸排。通过走访调查，发现她与火车站、邮局等处的几名可疑人员有过接触。专案组认为，这很可能是一个有组织的特务网络，必须统一收网才能一网打尽。

3月25日，专案组制定了＂春雷行动＂抓捕方案。行动分为四个小组：一组负责在医务室抓捕劳有花，二组搜查其住处，三组监控其他嫌疑人，四组负责技术支援。为避免打草惊蛇，整个行动在一天之内完成。

3月26日上午8点整，劳有花刚到医务室不久，十几名便衣警察突然出现，将她控制。同时，其他警力对她的住处进行搜查。在医药箱的夹层中，搜出了微型电台、密码本、联络名单等重要物证。专案组还在其床垫下发现了一把手枪和一些外币。

当天上午，其他四名特务也相继落网。警方在火车站逮捕了一名售票员，在邮局抓获一名邮递员，在电力局拘捕了一名技术员，在军工厂逮获了一名仓库管理员。至此，这个潜伏近十年的特务网络被连根拔起。

经过突审，劳有花供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她交代了1949年在上海参加特务培训的经历，承认这些年来一直在为台湾特务机关收集情报。她还交代了与其他四名特务的联络方式和情报传递渠道。

专案组通过对缴获的密码本解译，掌握了这个特务组织近两年来向台湾方面传送的大量军事情报。这些情报涉及济南地区的军事部署、工业生产等重要内容。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们还策划了破坏军工厂生产的阴谋。

五、案件审理与最终判决

1958年4月，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劳有花特务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审理。检方出示的证据显示，劳有花在潜伏期间共向台湾方面传送了312份情报，其中涉及军事机密的有89份，工业生产情报156份，其余为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信息。

检方指控的重点是1956年下半年的一起泄密事件。当时，济南机械厂正在研制一种新型军用零件，劳有花利用医务室主任的身份，借查看工伤记录为由，窃取了该零件的部分技术资料。这些资料经由特殊渠道传送到台湾，造成了重大损失。

法庭上，检方传唤了多位证人。其中包括机械厂的三名工程师，他们证实劳有花曾以体检为名，多次出入技术科办公室。另有两名医务室护士作证，称劳有花经常在深夜独自留在办公室，且房间常有奇怪的电流声。

同案被告中，邮局的张某认罪态度较好，交代了特务组织的运作细节。据其供述，每次情报传递都采用＂接力＂方式，经过至少三人转手才能送到劳有花处。为掩人耳目，他们将情报藏在普通邮件、药品包装等物品中传递。

电力局的李某承认，他负责为组织提供通讯保障。每当劳有花需要发报时，他就借故检修线路，制造短暂停电，为发报活动提供掩护。八年间，他共策划了近百次类似的＂技术故障＂。

火车站的王某则交代了情报外传的路线。他们将收集的情报通过＂丢包＂方式，交给南下北上的特定旅客。这些旅客大多是商人身份，每次只携带一小部分资料，分散风险。据统计，仅1957年就有超过40次这样的情报传递。

军工厂的赵某供认了一项重要阴谋。1957年底，台湾方面曾指示他们在军工厂投放破坏性细菌，意图干扰生产。所幸这个计划在实施前就被破获。警方在赵某家中搜出了相关细菌培养基和作案工具。

1958年5月15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劳有花犯有间谍罪、反革命罪等多项罪名，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他四名同案犯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至有期徒刑不等。

判决书指出，劳有花案是建国后山东地区破获的最大规模特务案件之一。该案的成功侦破，挫败了台湾特务机关在华北地区的情报网络，为保护国家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8年6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驳回了劳有花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7月8日清晨，劳有花在济南市郊外刑场被执行死刑。临刑前，她写下了一份悔过书，交代了自己八年来的特务活动。这份材料后来被收入公安部的反特教材，用于培训干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