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梨园:探寻根祖的故事

发表时间: 2023-03-14 14:39


卫立业


悠悠古河东,梨园根祖风。

千秋遗绝唱,蒲乡今更红。


这是人们对中华戏曲之乡------河东的一首赞诗。

河东,古时泛指黄河以东,其辖境大致相当于今天山西省运城市的全部及临汾、晋东南地区一部分。这里,山河形胜,历史悠久,是尧、舜、禹帝王之都的所在地,“古中国”的所在地,也是中华梨园戏曲文化的根祖地。

(一)

戏剧的定义是“以歌舞演故事”,戏剧的前身是歌舞、乐曲和说唱。中华民族最早的歌舞乐曲诞生在河东大地。

远古时代,据《山海经·大荒北经》和《孔子三朝记》载,黄帝与蚩尤为争夺河东盐池(唐之前称猗氏之盐),在“冀州之野”交战时,曾用夔(kuí,葵。古代神话中的一种独脚的龙形怪兽)皮作鼓,敲击鼓点,激励将士英勇奋战。黄帝斩杀蚩尤,分屍於解。

虞舜是中华文明的奠基人。《史记·五帝本纪》曰:“天下明德皆自虞地始”,“四海之内成戴帝舜之功”。舜帝继尧摄政后,重视河东盬盐为民造福,遂在盐湖边的卧云岗上抚弹琴弦,吟唱《南风歌》:“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后人为纪念舜帝爷的功德,不但在舜帝爷当年月夜抚琴的卧云岗,兴建了规模宏大的池神庙,而且又专门修起了一座海光楼,楼下建起歌熏台,勒石立碑,以作纪念。

清乾隆年间编撰的《解州全志·州志》在论及“解梁故城”城名的释义时,说了三个“或”字:① 解音蟹(xie,谢),或曰解,以蚩尤题解名;② 或曰:州治古有迎熏阁,盐池内传有舜弹琴处,盖取解阜(物阜民丰)意;③或曰:三门未凿,地接水,号渤澥,水去多泽梁,故曰“解梁”。又曰:“解县属河东郡,故城(指解梁城)在今蒲州桑泉县东南。”(即今临猗庙上乡城西、城东两村之间的解城遗址)。

(二)

春秋战国时,河东民歌《魏风》、《唐(即今山西翼城、曲沃一带)风》收录入《诗经》。《诗经》是我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魏风·伐檀》唱出了古魏先民对社会不平的讽刺。《唐风·鸨羽》最早反映了河东盐工劳作的辛苦。

有些诗歌虽“风”不同,但歌唱的亦为河东的人文风物。如《诗经》中的第一首诗《周南·关雎》,描写了爱情追求中的苦与乐。《毛诗序》以为是吟咏“后妃之德”的;朱熹的《诗集传》更将其落实到周文王和他的妃子姒(sī,四)氏身上,由此衍生出成语“天作之合”,其故事就发生在临猗吴王古渡与陕西合阳洽川之间的河滩上。《诗经》中的《曹·下泉》一诗:“芃茫黍苗,阴雨膏之。四国有王,郇伯劳之。”虽系曹国(今山东定陶西南一带)之民歌,但揭露的却是曹国被宋所灭后,臣民因感伤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以强凌弱,小国得不到保护,而怀念周初四方诸侯前来朝觐(音jin,近。取朝见·朝拜之意),天子令郇伯出面慰劳的情景。郇伯为周文王第十五子(一说十七子),名姬葡,曾封郇(今临猗)为爵,建立郇国,后被晋国所灭。

《诗经》中的《风》是周代多地的歌谣,有“十五国风”,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诗经》之精华,更是华夏民族艺术宝库中璀璨的明珠。《诗经》除《风》外,在内容上还包括《雅》《颂》两部分:《雅》分《大雅》和《小雅》,《大雅》是诸侯朝见天子时所用的诗歌,《小雅》是天子宴请贵客时所用的诗歌。《颂》分《周颂》《鲁颂》及《商颂》三类,是祭祀宗庙的诗歌。由此出现了祭神祀天的傩舞,“傩”(音nuó,挪),旧时是迎神赛会,驱逐疫鬼的一种迷信活动。


(三)

秦汉、三国到南北朝,河东又是散乐、百戏技艺的活跃地区。前些年,我去洪洞县广胜寺参观,水神庙明应王殿内南东侧有幅闻名遐迩的元代散乐戏剧壁画,画的即是唱戏酬神的场面。壁画最上面是题记,记载了北霍渠水利人员和绘画待诏的姓名,题记下是黄底绿边的边幅,上款是“尧都见爱”,正文大字为“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落款是“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四月。“尧都”指的是临汾平阳,“见爱”是这一带大家非常喜欢。“大行”应是大行院的简称,南戏《宦门子弟错立身》中有剧词曰:“我如今在此闷倦,你与我去叫大行院来,作些院本解闷”。“行院”也是男女演员的代名词。“散乐”原指周代民间乐舞,宋元以后亦指民间艺人。“忠都秀”是这个戏班中名演员的艺名。当年,临汾平阳的燕尔巷是乐户歌妓的聚居之地,也是著名的“散乐大行院所在地”。据考,除在洪洞广胜寺作场的“尧都见爱大行散乐忠都秀”外,还有在河津县北寺庄大禹庙作坊的大行散乐古弄、吕怪眼、吕宣、旦角刘青秀、刘元;在万泉县柏林庙作场的“大行散乐张德好”等。“燕尔巷”取《诗经·谷风》“燕尔新婚,如兄如弟”之意,戏曲艺人们在此饮酒作诗,赏花听曲,编写戏本,粉墨登场,可谓“梨园天堂”。

横幅下面是戏台。台的后面挂着帐幔,也就是现在的底幕,幕的两侧是上、下场的“鬼门”,底幕上挂着两幅布景,一幅画着蛟龙,另一幅上有一人持宝剑作斩蛟状,可能与水神的传说故事有关。

舞台上有方砖漫地,表明当时戏剧已正式登上舞台。画面中共有十一人,男五女六,一个没出场的演员撩起幕布正向外窥探,表明那里还有后台。前台的演员穿着戏剧化了的衣服,手里拿着刀、扇、牙笏之类道具,前排左起第二人眼睛周围涂着白粉,后排穿绿袍戴蒙古帽的画着眉毛,眼皮涂着白色粉彩。胡子有三种:有用线绳穿着的稀疏胡子,有沾贴的短胡子,有的已近似现在的髯口,这些就是当时的化妆。从人物的化妆上可以看出生、旦、净、丑等行当。乐器有三种:左角是一面大鼓,后排载白色蒙古贵族帽的正吹笛子,后排右起第二个女演员手持拍板在打节拍。后台的演员眉目清秀、娇小玲珑,显然是个女的。前排左右两边虽穿男装,但面容娇嫩,袍下露出小尖靴,是女扮男妆。中间的主角忠都秀身穿官服,是丞相级官员打扮,但聪明的画师给我们留下几处女性特征:且不说俊俏的面容和袍下的尖脚,除明示外还有两处暗示:一是耳朵下部有两个小白点,是耳环孔的痕迹;二是服装。据文献记载,元代服装男的右开襟,女的左开襟。忠都秀虽外着官服,里面的衬衣却是左开襟,所以忠都秀定是女性无疑。元时许多著名演员如“朱帘秀”、“燕山秀”、“荚蓉秀”等都是女性,只是后来又倒过来,由男演员扮女性,称为“男旦”。直到现在,京剧还有男旦,而越剧、晋剧等,仍以女扮男装为主。

元代这幅散乐壁画自被发现,就倍受青睐。我国著名的戏剧家田汉、张庚、郭汉城、吴晓玲、刘念茲、周贻白、马少波以及日本的戏剧专家都来此参观、考察过,许多名演员慕名而来。多种书刊、杂志都登过照片或以这幅壁画作封面。中国历史博物馆有它的临摹品,被编进《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国戏曲通史》,称它是“研究元代北杂剧演出面貌的唯一形象资料”,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四)

唐时,唐玄宗设教坊,兴梨园,招收戏曲人才。运城市闻喜县礼元镇因唐代曾有梨园而得名,是唐玄宗设在河东的“戏剧分校”,现“唱戏凹”遗址尚存。

宋金时,河东的锣鼓杂戏盛极一时。山西省南部已出现戏剧艺术的萌芽,据建于唐贞元二年(公元786年)的临猗县上里村龙岩寺寺观碑石载:“自有龙岩寺即有杂戏”。锣鼓杂戏又名饶鼓杂戏,其源于何时,众说不一。一说唐初秦王李世民破刘武周于河东,驻军柏壁(今新绛县境内)作《破阵曲》,命军士七百余人披甲执戟而舞,借以庆功慰军;一说唐贞元元年四月,马明王(马燧)在猗氏平灭李怀光所作的《定难曲》,一说是宋代《村落百戏》之一,起于宗真宗“请关羽斩蚩尤”的神怪放事。锣鼓杂戏的剧目以军事题材为主,流传至今的有《伐西岐》、《乐毅伐齐》、《七首剑》、《鸿门宴》、《战昆阳》、《铜雀台》、《火攻计》、《三请诸葛》等一百多个剧目。锣鼓杂戏的音乐唱腔、表演、乐器设置保留了金、元杂剧的早期形态。唱腔为吟诵体 ,偶而唱之,字多腔少。角色均属男性,不分行当。每剧数十人,人物登场时先自报家门、寥寥数语,各述性格特征,继而演义故事。曲调有越调、宫调、油葫芦调等。无弦乐,由锣、钹、鼓、唢呐组成,主奏为大鼓。表演程式化,动作台步亦有固定的程式。至今临猗、万荣仍有锣鼓杂戏的遗响。


元代是杂剧活动的高峰期。从原猗氏县南原头(今临猗县关原头村)走出的戏曲大师关汉卿,史称“元曲四大家之首”、“梨园领袖”,一生创作杂剧作品六十多种,今存杂剧二十一种(含残剧三种),散曲小令五十七首,套数十四套(含残套二首)。不仅创作最丰,造诣最高,而且也是今存作品最多的人。一代“曲圣”耀梨园,从山西河东地区目前保存的众多戏曲文物中,均可观赏到元杂剧当时的演出盛况和遗韵。古戏台是研究我国祭祀文化、戏曲文化、民俗文化宝贵的实物资料,中国现存的八座元代古戏台,均在山西境内,永济市董村二郎庙元代戏台,更是受人注目。芮城县永乐宫出土的潘德冲石椁元杂剧线刻摹画,再现了元太祖十五年(公元1220年),这位河东全真教领,率十八名弟子拜谒成吉思汗时的情景。


(五)

元末明初明成祖“靖难”之后,蒲剧随即而萌生。

明太祖朱元璋太子早亡,传位长孙朱允炆。后四子燕王朱棣篡夺帝位,号永乐皇帝。许多大臣反对,而以文学博士方孝儒最烈。朱棣要他起草即位诏书,他不仅不写,反而痛骂朱棣。朱棣怒道:“你若不写,灭你九族!”方孝儒说:“十族何惧!”朱棣说:“就灭你十族!”但亲属、近亲只有九族,朱棣杀了方孝儒,诛其九族后,便把方孝儒的学生作为十族流放到今永济市蒲州当了乐户。这些人有文才,会编戏,戏文编得有情有趣,戏演得有声有色。黄河三角地带的民间艺术本就高亢豪爽(如临猗吴王的桌子戏《面对黄河一声喊》,即生动展现了黄河岸畔的原生态形象),加之对永乐王朝不满,演的戏辣味干足,慷慨激昂、紧锣密鼓、热闹红火,被老百姓称作“乱弹”。

蒲剧吸收了锣鼓杂戏的艺术因素,保留了元杂剧的一些曲牌。至明代中期,已逐渐成熟并唱红京城。明嘉靖年间,蒲州人杨博在京任兵部尚书、太子太保,从蒲州带去大批艺人,人称“三斗六升菜籽官”,意即官小,还是假的。戏班中以“义和班”最有名。杨博五十大寿时,编演了《忠保国》一剧。剧叙明穆宗死后,太子年幼,李艳垂帘听政。其父李良阴谋篡位,艳妃欲让帝位与其父。定国公徐延昭、兵部侍郎杨波,在龙冈阁严词陈阻,艳妃执意不听,定于八月中秋让位。后来李良封锁昭阳院,李艳妃醒悟,宫中侍女、徐延昭的女儿徐千金,相劝艳妃写了诏书,并设计在娲皇楼上用箭射入杨府,杨波命义子快腿赵飞到蒲州搬来杨家兄弟兵,最终铲除奸佞,朝廷平安。当时赵飞搬兵,曾途经官道樊桥站(今临猗庙上乡新城堡村),并在此换马。

此剧的编演自然是为杨博歌功颂德的,在京城与故乡均享有盛誉。历史学家吴晗1963年观看晋南蒲剧青年团演出后,写下“嘉靖蒲梆久擅扬”“京城又听义和声”的诗句,表明蒲剧艺术源远流长。

明代中期,蒲剧逐渐成熟,清代达到鼎盛。名伶魏长生,薛四儿在京声名远播。同治年间,侯俊山、张世喜、“盖天红”、“水上漂”等享誉京华。特别是郭宝臣演技出众,名震京华。

蒲剧须生泰斗郭宝臣(临猗北景村人),原名郭栋臣,艺名“元元红”,曾称雄北京剧坛三十年,演唱剧目三百多本,《金沙滩》、《浔阳楼》、《失街亭》、《探母》、《寄子》”等,均为得意之作。时人描述郭宝臣的演唱声音,“大而岩者若黄钟,激而昂者若变徽,翕而和者若南吕,凄而幽咽若‘水下滩’,哀哀苦诉若‘巴峡猿’”。观众感叹:“除非你听过,其美妙传神语言难以讲述”。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美国维克多唱片公司曾为其录过一批唱片。戏剧评论家瘦碧生称:“郭宝臣的梆子戏“须生中之集大成者”。近代著名戏剧家张伯驹在天津看了郭宝臣的戏,惊叹不止,留诗书怀曰:“韵醇如酒味堪夸,疑是清明醉杏花;均道绝艺‘元元红’,《辕门斩子》胜谭家。”“谭家”,指的是皮黄腔(现称京戏)台主谭鑫培。谭出身伶人世家,父子两代在京城梨国,以“叫天子”“小叫天”驰名,京人夸他“集众家之特长,成一人之绝艺。自有皮黄以采,谭氏一人而已”。在京城戏剧界可谓头把交椅。他服谁?看了郭宝臣的《探母》、《斩子》、《天门走雪》,他服了。看了《空城计》,对郭宝臣“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位日本学者在京看了郭的戏,称郭为“梆子泰斗”,“与皮黄界主谭鑫培齐名,谭亦折服之”。梆黄对峙局面在京渐次形成,《听春新咏》曰:“二黄、梆子,娓娓可听,各臻神妙”。这应是公允平持之论。郭宝臣戏名日隆,曾任清宫升平暑教习,被传进宫,为皇家演出。仅光绪二十二年一年内,戏班即五次进宫献演。慈禧太后看后,授予郭宝臣五品冠戴,赏四品衔,赐黄马褂一件,这应是相当高的待遇了。郭宝臣演技登峰造极,《伶史》叹曰:“特恐郭先生殁后,中国竟无慷慨悲壮之雄风,则不良可哀也!”


(六)

蒲剧作为一种地方剧种,自明代形成之后,以其鲜明的艺术特色,流播至山西、陕西、甘肃、河南等地,深受群众喜爱。

特色之一是唱腔慷慨激昂,腔高板急,激越火爆,有着振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伴奏音乐以枣木梆子击节,节奏感强烈,适于渲染气氛。

特色之二是表演底蕴深厚,丰富而精彩。蒲剧“四功五法”(即唱、念、做、打和手、眼、身、法、步)科学、合理、规范、讲究。翅子、翎子、稍子、胡子、鞭子、靴子、帕子、袖子、杆子等,皆有绝活,具有较高观赏性。

特色之三是行当齐全,生、旦、净、丑配置完善。多数演出团体都配有A、B双角,大戏、小戏都能演,文戏、武戏不挡手。

特色之四是演出剧目丰富,一般剧种无法相比。

特色之五是阵容强大,人才济济。宣统三年,京城评选“戏剧八杰”,梆子戏郭宝臣、侯俊山名列其中。民国时期,杨登云、袁筱亭、孙广胜、王存才、毕业生、筱兰香、贾悦法等一大批名家驰骋蒲坛。蒲剧以这些名演员为中心,极大的抬高了声誉,扩大了影响。

传播之路,主要是“商路”与“军路”。

所谓“商路”,即晋商尊关公为“武财神”,在全国各地修建了不少关帝庙、山西会馆和戏台,多请家乡的梆子戏前来演出,以祭拜关公,助推发财。

所谓“军路”,即借助军队行进路线进行传播,或在军队长期驻扎地开展演出。明朝在辽东部署有大量军队,军需品通过蒲州、太原、张家口至辽宁朝阳商路运送。政府“借褒关羽,以张汉治”,联合晋商,大量修造关帝庙和戏楼,上演晋商带去的山陕梆子,使蒲剧随“军路”得以传播。抗战时期,傅作义将军(今临猗县安昌村人)在绥远成立蒲剧戏班唐声社,编演抗日现代戏《百灵庙》《卢沟桥》。1939年,延安组建民众蒲剧团,名须生许民智曾在枣园为毛主席、朱德等中央领导演出《出棠邑》。

蒲剧流播各地,与其他艺术融合,衍生了许多新的剧种。如北京的京梆子,天津的卫梆子,河北的直隶梆子,西安、兰州的山陕梆子,山西的中、北路梆子等,都与蒲剧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


(七)

新中国成立后,蒲剧艺人大回归,山西省成立了蒲剧学社,地、县级蒲剧团实力得以增强。1959年晋南蒲剧院成立,荟萃蒲别精英,开创了建国后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当年,为纪念剧作家关汉卿诞辰七百周年,由老一代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兰(临猗县临晋镇西关村人)领衔主演,闫逢春、张庆奎、杨虎山、筱月来五大名演员以及筱嫒娜、吴永胜、武兴栋联袂主演的电影《窦娥冤》,红遍全国大江南北。

1970年分专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运城与临汾作为“蒲苑两壁”,文化戏曲事业得到更大的繁荣与发展。由蒲剧第二代名演员王天明、裴青莲、杨翠花、张保、梁慧芳、田迎春承前启后,第三代蒲剧“梅花奖”演员武俊英、王艺华、景雪变、吉有芳、任根心、郭泽民、崔彩彩成就突出。加上新梅花奖孔向东、贾菊兰等,已将蒲剧事业推向了新的高峰。以运城为例,1996年,由武俊英领衔主演,吉有芳、郭关明,裴青莲联袂主演的蒲剧电视连续剧《西厢记》,获全国戏曲电视剧“飞天奖”和“展播奖”。2015年由景雪变领衔主演的《山村母亲》,荣获世界民族国际电影节金奖。2019年由王艺华领衔主演,贾菊兰等名家联袂演出的《枣儿谣》,入围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从山西出发”单元。另外,还有一大批“小梅花”源源不断地涌观出来,为再铸蒲剧辉煌提供了人才保证。

蒲剧作为山西梆子戏的一种,距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蒲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2年进入中国戏剧殿堂最高学府——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本科招生目录。蒲剧表演艺术已成为河东众多文化符号中一张靓丽的名片。


本文作者系临猗县政协原副主席,县关汉卿戏曲文化研究会会长,县三晋文化研究会顾问。近年来,编著出版有《商祖猗顿》、《从临猗走出的戏曲大师关汉卿》和《古郇集韵》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