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24-09-24 14:33
文明太后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力进行了弱化。
所谓打蛇打七寸,拓跋弘的这两年来的认为自身最大优势在哪里呢?就是提升了思想认识境界。孰不知,文明太后不仅提升了思想,而且将宗教这一意识形态工具控制得相当舒服。
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有明显的国家色彩,历来设有专门的国家宗教管理机构,后来,一代宗师法果和尚开创了皇帝是如来的理论,带领沙门尽其礼,这样佛便成了权力本身,无怪乎上层礼否便是项天职。
当时北魏的道教和儒家、萨满可以同处一室,道教传人之一寇仙胜还和文明太后的哥哥是好朋友,这个高度寄生权力的派别已没有以往的煽动能力,当真清净无为了,但佛教的精神力量异常强大。
佛教在当时算是一个传播不久的新事物,它所提出的理论出神入化,很多百姓闻所未闻,加上层出不穷的僧人都乐此不疲地对新传进来的天竺经书进行翻译、传道、解惑,并根据前生、今生、来生三生因果的理论进行不停地解,清白人一旦接触入道,那受到的意识影响是相当的大,系统的理论、生动的故事,更兼僧人动人的解说,绝对契合人们对沙漠以外无限未知世界的畅想,欲罢不能。
以前说到,拓跋弘采取了两项措施—实施“僧祗粟”,发展“佛图户”,这两项措施扩大了佛寺的人事权,增加了佛寺的财政收入,这也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佛教事业的迅猛发展。
在民间,只要能念阿弥陀佛的,家里都摆了佛,在外参加了佛社,很多书法家、画家、营造和雕塑大师都在为佛的具象化持续努力,有佛、崇佛的世界观,因果报应、苦练成佛的方法论,几乎成了普世哲学。
当然,不同的人对佛家经典(毕竟是梵语翻译过来的)翻译和解读的不同,形成了不同流派,其中僧兵,也就是为了坚持一些自认为对的道理而奋起棍棒甚至屠刀的信佛群体。
为了强化舆论控制,文明太后在拓跋弘南征北讨的时间里搞了几条硬举措。
一是诏沙门“有证通行”。当时僧人得势,有些人在外面交通狡猾,佛门乱象增多,民怨四起,文明太后令民间五五相保,官员核查登记民间和尚,如果确认和尚身份,则需要领取州镇维那(是沙门统在各地的二级管理机构)文移,在官的则要拿都维那等印牒,有个文书然后才能传道,违者加罪。到后来这就演变成了度牒制度,成了僧人的身份证了。如在《水浒传》中,武松就认为度牒就远比几个银两重要了。
二是规定,有钱人可以修建好的佛寺,但如果因攀比谁的佛寺造的漂亮而贫富相竞,费竭财产,伤杀生物,不能以累土聚沙而至福钟不朽,一旦官府发现有这类事情,则佛寺全部拆掉。
此外,宣布天下出现祥瑞,真佛诞生。
一个故事,在刚被收来的三齐东平,有个泥塑佛像一夜间变成了金铜之身,于是文明太后要当地政府和沙门统昙曜送像到平城,一路有意让万民目睹这佛容貌,告知天下,新佛已经诞生。
文明太后以上三件事用意有三层,一层是通过给僧人发放身份证,知其底细,便于控制;二是表达对广大爱佛者的关怀,只要心中有佛,并不定要挥金如土;三是告诉大家,新佛就是现在的小皇帝,上天已显灵,请大家看清楚。
三条硬措施对文明太后在教内集权很有好处,但是也正是因为这几条措施,却也还引出了祸乱,之后会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