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溥仪：晚年直言引发热议，究竟有何内幕？

《张学良晚年提到溥仪时，直言：若我是共产党，我就枪毙他》

1991年，已是耄耋之年的张学良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当记者问起对溥仪的看法时，这位昔日的＂少帅＂沉默良久，却突然说出了一句令人震惊的话：＂如果我是共产党，我就枪毙他了。＂

在场的人都愣住了。谁能想到，这位在天津曾与溥仪称兄道弟、一同打高尔夫的东北王之子，为何会说出如此决绝的话？更令人不解的是，当年张学良曾多次真诚劝告溥仪，甚至想方设法要帮助这位末代皇帝重获新生，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这段昔日的情谊最终化为如此深重的遗憾？

一、天津岁月：少帅与末帝的交集

1924年深秋，天津张园迎来了一位特殊的住客。这位不速之客就是刚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的末代皇帝溥仪。彼时的天津，作为北方重要的通商口岸，汇聚了各方势力，也成为了这位年轻皇帝新的栖身之所。

张园，这座由清末名臣张之洞修建的私家园林，此时已成为溥仪的临时寓所。园内亭台楼阁，虽不及紫禁城的富丽堂皇，但也算得上是一处风雅去处。而此时的天津，正是奉系军阀势力的重要据点之一。

1926年春天的一个午后，年轻的张学良骑着马来到张园。这位＂少帅＂生性豪爽，时常出入天津的各类社交场合。当天，他是来拜访一位英国商人，却在花园里偶遇了正在散步的溥仪。

这是一次颇为有趣的相遇。二十出头的张学良，身着笔挺的西装，脚踏锃亮的皮鞋；而同样年纪的溥仪，仍穿着传统长袍，戴着金丝眼镜。两个年轻人的穿着打扮，恰如其人生轨迹般迥异。

从那以后，张学良时常来张园。他对这位曾经的皇帝充满好奇。在一次茶叙中，张学良向溥仪提议去打高尔夫。这项当时在天津外国租界流行的运动，成为了两人交往的重要纽带。

天津英国乡村俱乐部的球场上，常能看到这对奇特的搭档。一个是东北军阀的公子，一个是清朝的末代皇帝，却因为这项西方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7年夏天，张学良在打完高尔夫后，邀请溥仪去利顺德饭店用餐。饭店里，溥仪看着张学良熟练地使用刀叉，不禁感叹道：＂汉卿兄果真是个新派人物。＂张学良则笑着回应：＂皇... 溥仪兄，这些西洋玩意儿，学着学着就会了。＂

随着交往的深入，两人的话题渐渐从简单的社交扩展到了时局变迁。张学良经常谈起他在日本留学时的见闻，而溥仪则时常回忆起紫禁城的往事。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彼此间倒也能坦诚相对。

1928年初，张学良在天津法租界举办了一场私人宴会，特意邀请了溥仪。当晚的宴会上，来自各国的外交官、商人云集，溥仪第一次感受到了不一样的社交氛围。然而，就在这场宴会上，两人的分歧也首次公开显现。一位英国商人谈起了中国的未来，溥仪仍以皇室后裔自居，而张学良则公开表达了对共和制度的向往。

这场宴会之后，两人的会面频率明显减少。张学良开始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东北军务中，而溥仪则与各路遗老遗少的来往更为密切。然而，谁也没想到，这看似平静的天津岁月，实际上正酝酿着一场足以改变两人命运的风暴。

二、劝诫之路：一位挚友的苦心

1928年初春的一天，天津利顺德饭店的早餐厅里，张学良一反常态地独自坐在角落。这位年轻的少帅正在等一个人——溥仪。这场早餐会面，是张学良精心安排的一次谈话。

当溥仪在侍从的陪同下走进餐厅时，张学良起身相迎：＂溥仪兄，今天咱们得好好谈谈。＂这一声＂溥仪兄＂，让周围用餐的宾客们纷纷侧目。在那个年代，很少有人敢这样直呼这位末代皇帝的名讳。

早餐桌上，张学良一反往日的玩笑口吻，开门见山地说：＂我托人打听了，南开大学今年秋季有新的招生计划。＂溥仪放下手中的餐具，静静地听着。张学良继续说道：＂张伯苓校长是我的好友，如果你有意思，我可以替你引荐。＂

这番话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显得格外特别。南开大学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新式大学之一，主张＂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教育理念。张学良选择南开大学，显然是希望溥仪能通过现代教育实现思想的转变。

然而，溥仪的反应却出人意料。他只是淡淡地说：＂多谢汉卿兄好意，只是学堂里的事，恐怕不太适合我。＂张学良没有就此放弃，又说：＂如果你觉得在国内不便，我可以帮你联系英国的学校。剑桥、牛津都是好去处。＂

1928年夏天，张学良又一次在天津英国乡村俱乐部的高尔夫球场上遇到溥仪。趁着打球的间隙，张学良再次提起了求学的事。这一次，他换了个角度：＂你看看孙中山先生，不也是在香港西医书院读过书吗？学问这东西，不分贵贱。＂

这番劝说显然触动了溥仪。当天晚上，溥仪破天荒地邀请张学良去张园喝茶。在园内的水榭里，两人谈到很晚。张学良说：＂做个平民有什么不好？你现在的身份，比普通老百姓强得多。若是真能放下身段，好好读书，将来未必不能有一番作为。＂

1929年初，张学良又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托人从英国带来了一套剑桥大学的课程介绍，还特意找人翻译成中文，送到张园。然而，这份精心准备的＂礼物＂最终被溥仪的管家婉言谢绝。

到了1929年底，局势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溥仪身边的遗老遗少们越来越多，而与张学良的会面却越来越少。一次偶然的碰面中，张学良注意到溥仪的书房里多了许多日文书籍。

1930年春节前夕，张学良最后一次劝说溥仪。在天津日租界的一家日本料理店里，张学良直言不讳地说：＂现在是什么年代了？还想着复辟那一套，只怕是要吃大亏的。＂这次谈话后不久，溥仪就开始刻意避开与张学良的会面。

这时的张学良还不知道，他的这位＂溥仪兄＂已经开始秘密接触日本特务机关。而他这几年来的苦心劝诫，终究抵不过日本人许诺的＂满洲皇帝＂美梦。一场足以改变两人命运的风暴，正在天津的上空慢慢酝酿。

三、命运转折：日本势力的渗透

1931年的天津，已不再是那个平静的商埠。一股暗流正悄然涌动，而这股暗流的中心，正是位于英租界的张园。

7月的一个闷热夜晚，溥仪的弟弟溥杰从日本回到天津。当晚，张园内灯火通明，兄弟二人密谈到深夜。第二天，张学良的情报人员就发现日本特务机关的人员在张园周围活动频繁。

这一切并非偶然。就在同月，张学良刚刚从东北军情报部门得到消息：日本关东军正在秘密策划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为了阻止溥仪被日本人利用，张学良采取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行动。

8月15日，张学良派出了一位老熟人——他的高尔夫球伴侣李世杰造访张园。李世杰带来了一个精美的果篮，声称是张学良的赠礼。这个果篮里，藏着两枚经过特殊处理的烟花弹，这是张学良给溥仪的警告。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张学良的预料。当天晚上，土肥原贤二就出现在了张园。这位日本特务机关的重要人物，带来了一份详细的计划书。从这一刻起，溥仪与日本人的秘密联系开始频繁起来。

9月17日，张学良在天津法租界的一家法国餐厅里，最后一次见到了溥仪。席间，张学良直言不讳地说：＂日本人在东北的野心，你难道看不出来吗？＂溥仪只是微笑着说：＂汉卿兄多虑了。＂

就在这次会面后的第二天，张学良收到了一份来自关东军的密电截获信息。电文中提到了一个代号＂阳＂的人物即将转移的计划。张学良立即意识到这个＂阳＂字就是指溥仪。

为了阻止溥仪落入日本人的圈套，张学良开始秘密部署。他一面派人严密监视张园的动向，一面通过可靠的渠道向溥仪传递信息，警告他日本人的真实意图。

10月初，张学良更是派出了自己的心腹张廷枢，假装投靠溥仪。张廷枢带去了一份详实的情报，揭露了关东军在东北的布防和军事调动细节。然而，这些信息在溥仪那里却没有激起任何涟漪。

时间来到11月初，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张园内外，十几个日本特务正在秘密布控。他们已经收到命令，要确保溥仪安全离开天津。此时的溥仪，已经完全站在了历史的另一边。

就在溥仪离开前的最后时刻，张学良派出了最后一张牌——他让人送去了一份详细记录张作霖被炸死真相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清楚地显示了日本关东军在这起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然而，溥仪已经不愿意相信任何不利于日本人的证据。

11月10日凌晨，在一队便衣日本特务的保护下，溥仪悄然离开了生活了七年的张园。而此时的张学良，正在沈阳的官邸里，看着一份来自天津的电报，上面简单地写着：＂阳已动＂。

四、历史深处：不为人知的细节

1928年6月4日，奉天北站附近的皇姑屯铁路桥，一声巨响打破了清晨的宁静。张作霖的专列在这里遭遇了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的炸杀。这个震惊中外的事件背后，还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就在爆炸发生的前一天，溥仪曾派他的侍卫长张怀恩秘密前往奉天，带着一份急电。电文中警告张作霖，日本关东军可能会对其不利。然而，这份警告最终并未能送达张作霖手中，因为张怀恩在半路上被日本特务跟踪，不得不中途改道返回天津。

爆炸发生后的第三天，张学良赶到现场勘查。在废墟中，他发现了一个带有日本制造标记的铁片。这个发现让张学良开始重新审视父亲的死因，也让他对日本人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1928年7月底的一个深夜，张学良在天津的英租界秘密会见了溥仪。这次会面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据当时在场的张学良的侍从长回忆，谈话中提到了皇姑屯事件的诸多细节。溥仪透露，他曾从日本特务那里无意中听到过相关的计划，但当时并不确定这是否属实。

这次谈话之后，张学良开始秘密调查皇姑屯事件。他派出了多路人马，分别从军事、政治和外交等不同渠道收集证据。调查过程中，一个意外的发现引起了张学良的注意：在爆炸发生前的一个月，就有日本特务频繁出入张园，与溥仪的某些幕僚来往密切。

1929年春节前后，张学良又一次造访张园。这次，他带来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报告中不仅有关东军参与炸死张作霖的确凿证据，还有日本方面计划扶持溥仪的详细内幕。然而，溥仪对这份报告的反应却十分冷淡。

1930年深秋，一个更为惊人的秘密被揭开。张学良的情报人员发现，早在1927年，日本关东军就开始秘密策划扶植溥仪，而皇姑屯事件只是整个计划中的一环。日本人认为，只有除掉张作霖这个＂东北王＂，才能为他们扶持溥仪创造条件。

事实证明，日本人的算盘打得很准。张作霖遇害后，东北局势开始动荡。而此时的溥仪，在日本特务的精心安排下，已经开始秘密接触关东军的高层。表面上，他们谈的是保护溥仪的安全问题，实际上却在密谋着一个更大的计划。

1931年初，张学良再次得到重要情报：日本人准备在东北制造事端。为了阻止悲剧重演，张学良开始秘密部署。他一方面加强了对张园的监视，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各种渠道营救溥仪。

然而，所有的努力都未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就在＂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派出的最后一支营救小组在天津法租界被日本特务发现，营救计划功亏一篑。几个月后，溥仪在日本人的护送下离开天津，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五、最后的诀别：从情谊到遗憾

1932年3月，满洲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了西安。此时的张学良正在城内部署军务，当他听到这个消息时，只说了一句话：＂终究还是走到这一步了。＂

就在满洲国成立的同一天，张学良收到了一封来自长春的信。信是溥仪的侍卫长张怀恩托人带来的，信中溥仪称自己是＂不得已而为之＂。张学良看完信后，立即让人将信烧掉，并对带信人说：＂回去告诉张怀恩，就说信我收到了。＂

1933年春天，一个意外的机会，张学良在北平得知了一个秘密：溥仪在登基仪式前，曾经犹豫过。据当时在场的一位日本军官回忆，溥仪曾经提到过张学良的名字，说＂不知道汉卿现在在做什么＂。

1935年冬，西安城内暗流涌动。张学良正在筹划一个惊天动地的行动——＂西安事变＂。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张学良特意加入了一个附加条款：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个决定，某种程度上也与溥仪有关。在张学良看来，如果当初能够阻止日本人在东北的扩张，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满洲国，也不会有溥仪的叛国。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在扣留蒋介石的期间，张学良曾经向蒋介石提到过满洲国的问题。他说：＂如果我们继续内战，就会有更多的溥仪出现。＂这句话的潜台词很明显：他不希望历史的悲剧继续重演。

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软禁。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幽禁岁月里，他很少提起溥仪。直到1959年，当他在软禁地听说溥仪获得特赦的消息时，只说了一句：＂这就对了。＂

1967年，溥仪在北京病逝。消息传到台湾时，张学良正在看报纸。据当时的侍从回忆，张学良看到这条新闻后，放下报纸，久久没有说话。

1991年，已是耄耋之年的张学良终于打破了沉默。在接受采访时，当记者问起对溥仪的看法，他说出了那句震惊世人的话：＂如果我是共产党，我就枪毙他了。＂这句话背后，蕴含着太多的历史沧桑。

2001年10月，张学良在夏威夷去世。在他留下的数十本日记中，有关溥仪的记载寥寥无几。唯一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中一本1928年的日记里，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今日与溥仪打高尔夫，谈及天下大势。吾劝其放下身段，重新做人，奈何不听。＂这短短的几行字，道尽了两个人命运的分岔点。

从天津张园的高尔夫球友，到相互为敌的政治对手；从忠告劝诫的挚友，到永远无法愈合的遗憾。张学良与溥仪的这段往事，最终成为了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令人唏嘘的注脚。